21 六月 2007

報導 來自 21 六月 2007

专访瑞典博客-Jonathan Lundqvist眼中的伊朗

  21 六月 2007

瑞典籍的博客Jonathan Lundqvist最近造访伊朗,并在他的博客上和我们分享了此行的经验。藉由阅读他博客上的文章,我们发现了许多关于伊朗有趣的事,像是西方的杂志在伊朗如何受到审查:  问:请跟我们谈谈你有关伊朗的论文及此次伊朗之行 答:我到伊朗进行我的硕士论文,研究伊朗的博客。这个计划是由推广民主的瑞典国际合作研究机构所资助。我在伊朗待了六个星期左右。 简单的说,这篇论文(今年秋天,经过同侪审查后将发表)是关于伊朗的博客是否、以及如何协助伊朗迈向民主。首先,我藉由重新定义一般认为的政治活动概念,调整它以适用于伊朗的现况。其次是将这个概念和西方的民主化理论做连结。 我访问了12位博客,谈到他们参与博客圈这样一个公共领域的动机-有些访谈以英文进行,有些则经由翻译以波斯语进行。 问:现实的伊朗和从媒体报导而来的形象之间有什么不同吗? 答:有很大的不同!虽然伊朗在地理上很接近欧洲,但媒体所描绘的伊朗,是一个完全异于现实的世界。主流媒体依照简化、易于入口的好人/坏人二分法,尽其所能的将伊朗极端化。我们都知道 — 这不是真实的伊朗,但当你到了伊朗,你会知道这种讯息充斥在媒体之中。我发现当地人对西方文化感兴趣,也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这和西方媒体所呈现的简化形象非常的不同。是的,他们有官方的反美壁画。但在此同时,年轻人也穿着印有美国国旗的上衣。 另一个有趣的观点,是很多伊朗人收看西方的卫星频道电视节目,并且很清楚的知道他们是如何被描绘的。他们无法辨认出(译注:西方媒体描绘的)自己。在我访谈的人之中,最常发生的事之一,就是告诉我:「回到瑞典,请告诉他们真实的伊朗,告诉他们真实的伊朗是如何!」 和世界各地一样,我相信伊朗是有狂热份子。但我所谈话的对象之中 — 某些在商店里短暂碰到,某些在博物馆或是一起喝茶或咖啡 — 都不是拿着枪疯狂的真主党(Hezbollahs)人。这才是真实的伊朗。也许有些原因让人害怕伊朗政府,但不要害怕伊朗人民。 问:谈谈你在伊朗网咖的经验?人们怎样对付网络过滤机制? 答:网咖是和人们接触的好地方,我在花了好些时间待在那里。我感觉到大部份的人知道逃避过滤机制的方式。很多人对网络代理以及更安全的因特网匿名通信系统 (Tor onion router)(译注:之所以称为 onion/洋葱 routing,乃是因为这个结构类似洋葱,使用者只能看到表皮,但是要一窥核心,就得一层又一层的拨开。)感到兴趣。博客之间最大的恐惧,是被当局(通常是非常独断地)加进过滤名单中,因而被有效地摒除在读者的拥抱之外。 所以,就某方面来说,因为大部份人知道当他们想要存取某些特定的网站时,该如何逃避过滤机制,所以过滤审查的机制对那些想要说些什么的人而言,冲击大于那些只想要听的人。 有趣的是,我发现德黑兰某些图书馆的计算机网络,并没有受到过滤审查的机制的影响。我不敢在这些计算机上确认能否进入某些网站(很明显,在此我指的不是色情网站),但图书馆的计算机可以进入那些通常被滤掉的政治博客。显然我不能真的去问图书馆员,看是因为技术上的疏失,或是刻意不加以过滤。那天真的引起了我的好奇。 问:你在博客上发表了关于伊朗有趣的照片以及关于你此次的伊朗之行。你的读者反应为何? 答:首先让我说明,当我在伊朗时,必须很谨慎的处理照片和文字。我不是没有听说,当局对外国人在伊朗摸索他们认为「他们份内的事」而感到不悦。所以,为了保护我自己,更重要的是保护我的受访者,我的策略是离(官方的)雷达范围越远越好。确保安全比遗憾来的更适当。这意谓者二件事,不要写博客(我甚至移除了我在前往伊朗之前写的相关文章),尽量少照像(Jahanbagloo博士在我到达之后的几天遭到逮捕,有谣言指出会有更多的逮捕行动。)(译注:Dr. Jahanbagloo是知名的加拿大藉伊朗学者,他在2006年5月8号时被德黑兰当局证实以和外国君国主义支持者连系而遭到逮捕)。 但我还是像观光客似的用数字相机随手拍下了一些照片。有些我拍的照片真的呈现了一般伊朗人如何使用博客这个公共领域还击(政府)。有个例子是在德黑兰的墙上有个1公尺高的文字涂鸭,写着一个博客的网址。我怀疑这些字不会留在那儿太久,但仍展示出 – 我所相信的 – 博客能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问:你是否有机会偶然的和一些能说英文的伊朗年轻博客有过对谈?对话中有什么有趣的可以和我们分享的吗? 答:是的,我遇到了一些很棒的人,他们尽其所能的让我像在家里一样感到自在。他们的好客和好奇心看起来永无止尽。一旦和他们越是亲近,你会发现到这些人被迫生活在双重人格之下。表面上,一切都很好。但再靠近一点,每个人都有话要对政府说。当你从人行道上,转入自在的私人空间时,「不恰当」的笑话和俏皮话是很普遍的。大部份的人对伊朗政府的外交政策所带来的后果,感到深深的恐惧。我的研究里很重要的一件事,是我很少遇到有人敢明确地说他们不怕经营博客。 伊朗社会本身也与我所期待的相当不同。比方说,在我出发前往伊朗前,有些人告诉我应该放弃找女性受访者这个念头。但事实上这一点问题也没有。我发现男女之间相处非常容易。在到达之后的几天,我身处在北德黑兰一家餐厅里隐密的房间里,为一个女孩庆祝25岁生日! 研究结束时,我访问到的女性受访者和男性一样多。这是件让我很高兴的事,因为女性参与政治是一个有趣的切入研究角度。 然而,每个人梦想着离开到另一个国家。 问:你想为你此行加上一点经验、纪念品或是想法吗? 答:也许这是我所期待的,但我还是想要强调网络的伟大!全球化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它需要很长篇幅的讨论。但网络无国界是很清楚的-它是一个奇妙的工具,让世界各地的人们聚在一起。我不是纯然从学术的角度来说,而是从个人的观点来谈。我深信人们可以靠近彼此,跨越看似巨大的地理和文化差异。我希望我们可以绕过传统媒体,直接接近消息来源-别等着你的当地报纸编辑告诉你伊朗人心里想些什么;读伊朗人的博客。不要等探索频道(Discovery Channel)的纪录片告诉你伊朗第二大城马什哈德(Mashhad)的生活,自己到 Flickr 去瞧瞧。 作者:Farid Pouya 校对:PipperL

台湾:移驻劳工的自我表述--《Voyage 15840》摄影集

  21 六月 2007

Voyage,旅程;15840,是台湾法定的最低工资,但大多数离乡背井的移工们,却常常是多方扣款下的“最高工资”。以这场15840的旅程为名,台湾国际劳工协会(TIWA)集结19位移工的摄影作品,出版了这本摄影集,让以往缺乏发声管道的移工们,透过镜头诠释自己所见的台湾社会。 6月3日的发表会上,除了各团体友情赞助的歌舞表演外,移工摄影师们也一个个上台发表感言。在家乡已有艺术基础的Grace说,她很高兴有 机会向他 人表达自己的感受;身为唯一男性的Gonzalez,先纳闷喜欢摄影的男性怎么那么少,接着充满骄傲的说:“摄影很棒!回家乡后我也会把这本书拿给我的家 人和朋友看!” 影像出处:台湾国际劳工协会 弱势者的自我表述 在台湾,因为文化差异和语言隔阂,一般人对移工总是有很差的刻板印象:黑黑脏脏、吵杂、成群结队,甚至被认为是来抢台湾劳工饭碗。而在媒体中,移工通常都出现在社会新闻,不是很可怜就是很可恶。TIWA总干事、摄影工作坊的召集人吴静如批评:“过去高雄捷运泰劳抗暴、越佣阿梅砍伤雇主等事件发生时,除了事件本身,没有人去问移工:为什么发生这些事、他们在想什么?” 静如表示,“凝视驿乡”便是希望将诠释权还给移工,让这些为台湾各大重要建设付出劳力、甚至生命,却总是被主流媒体和社会大众忽视的劳动者们,透过摄影,正视自己的想法与感受,并让移工和台湾人民“互相看见”。在广播节目“Watch Media”中,主持人benla访问静如时说:“当移工被拍摄时,我们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但当他手拿相机,也许就是想告诉我们什么…” 在两次各为期半年的工作坊里,除了摄影之外,彼此对作品的讨论,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然而,在受压抑的工作及生活条件下,移工们已经习惯“不要说话”。工作坊苦力群之一的小江表示,在课程中,学员对基础的摄影技术很快就能上手,美学构图也是各凭本事;但最具挑战的,是如何让移工们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感受: 影像也好文字也罢,一次又一次我们问学员:你想要说的是什么?你希望如何表达? … 几次课上下来我才慢慢悟到,长时间处于以达到他人要求为行为准则状态下的人,要舒坦在在的说出:“我看到”、“我觉得”或“我认为”、“我想要”竟不是理所当然。 而透过自我凝视和互相讨论,摄影师们逐渐展显了勇气,静如说,不只面对自己的情绪需要勇气,面对被拍摄者,更需要勇气;一开始摄影师们总是远远地拍 摄,到后 来敢于跟被拍摄者讲话,短短时间内有了非常大的跃进。如Vangie便拍摄了卖冰淇淋的阿伯,原本害怕警察的Ellen也鼓起勇气去拍了警车。 静如也强调,每一位移工皆具有不同的身份,她们不只是劳动者,也是母亲、妻子,更是支撑母国经济的英雄;她们的心灵,被沈重的社会挤压得单薄,但讨论和聆听的过程,重新带出了她们身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各个面向。 冲击与感动 以往甚少接触移工议题的akiyama说,她因“凝视驿乡”的宣传海报而被吸引,并分享她在实际参观摄影展之后,受到的冲击与反省: 自己在乘车时,身旁若是坐了一位菲律宾、泰国,还是其他东南亚国家来的移工,是不是总是特别提高了警觉,或是感到莫名的不悦? 若换成是一位欧美地区人士或是日本人的话,是不是就不会有前述的感觉?反而能够有着像平常搭车时一样的平稳心情,即使在你隔壁的那个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本性是个傲慢的混帐? 不是这样吗? 难道不是这样吗?! 文化评论者郭力昕在摄影集的序文<她们必须表述自己!>中表示,许多移工来到台湾,工作及生活条件普遍不佳、甚至恶劣,但作品中却不曾见到她们埋怨,仅以平静的语调陈述心情和遭遇,甚至知足地面对。郭力昕说,“做为观者的我们,在这些简单的画面与事实里,只有感到更多的歉咎与心痛。” 而对于摄影者敏锐的社会观察,郭力昕感到十分惊艳:她们能在辛苦工作的同时,看到本地人的辛劳(如假日仍需工作的电工和槟榔西施),在〈星期天的扫把〉及〈一百元与菲律宾国旗〉中,使用了符号隐喻及讽刺,让我们这些受过训练的知识份子,感到汗颜: Ma. Belen Batabat一系列的台湾社会景观,从捷运站里的红衫军、BBrother的街头政治涂鸦、癌症患者的化疗室,到西门町穿着西服外套、和善而尊严地卖鞋 带的老人,更是令人佩服的作品;其细腻准确的社会观察能力,和对人的敏锐触感,可以让许多在大学校园里生活贫血而致“缺乏题材”的摄影学生,感到汗颜。 家里有位来自印尼的“妹妹”,身为记者的坏嘴巴对于移工有着十足的同理心,每次采访移工的新闻时,总会投入特别多的感情,“因为想到她们的心酸,我就会不禁眼眶泛红…”而坏嘴巴在采访了移工摄影师Ellen之后,让她觉得透过相机,让平凡的生活开始有了不同的风景,更滋生了在内的改变: 另一位接受我采访的Ellen小姐,她说,因为拍照,她开始觉得眼睛看的异乡,有了不一样的意义,也有了不一样的感情; 而最重要的是,拍照的感觉,让她觉得拥有了自由…“I have the freedom to express my feeling. I have the freedom to fight for my rights…” 从她们的照片,我们看见了她们眼中的凝视,也看到了她们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