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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社运人士与母亲

为了要争取与奋斗的目标,女性得牺牲什么?面对母亲受迫害,孩子会经历什么影响?本文粗略介绍亚洲同为人母的女性社运人士。

Irene Fernandez是马来西亚移民权运动者,她长达十年以上都面临「刑事诽谤」告诉(现已撤销),因为她发表一份备忘录,要求马国政府调查国内移民营的伤害事件。

除了参与社运让她在2005年获得Right Livelihood奖之外,她也有Camverra Jose Maliamauv、Tania Jo、Katrina Jorene三个孩子及数名养子女,外人恐怕不易想像Irene身为社运份子,想到子女时会有什么感受,在2003年官司一审判决时,Irene在报导中表示:

我希望无论是自己的孩子,或是其他我们组织所帮助的孩子,都能生活在和平社会中,不必害怕政府暴力。

Irene的母亲身分或许可从女儿Katrina Jorene笔下展露,女儿在强调公共利益的基督教博客Micah Mandate写道:

我感谢母亲养育我长大,让我时时对生活保持警戒、坚持真理,也坚守正义、真实与正确原则;我感谢无数生命中曾出现的英雄,尤其是我的家人,以及Tenaganita(Irene所带领的组织)里的家庭,我感谢所有不眠不休、默默努力的人,谢谢他们多年来关心他人。

因为Irene Fernandez的身教,让她至少有一个孩子也投身社会运动,目前Katrina常书写有关少数族群权利与保护的文章。

反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翁山苏姬(Aung San Suu Kyi)的两子Alexander及Kim Aris,却超过十年无法向母亲学习,翁山苏姬因为热爱缅甸,却遭软禁在仰光(Yangon)湖边住家近14年,她之所以不愿离开,是害怕军政府从此不会再准许她入境,女性议题博客Womensphere指出:

翁山苏姬的英国籍丈夫是牛津大学学者Michael Aris,他在1999年死于癌症,得年53岁,她无法见到先生最后一面,军政府拒绝发给丈夫入境签证,而翁山苏姬害怕自己若离开缅甸,就无法再度回国,她的儿子现年已超过30岁,已十年未与母亲见面。

关于这两个孩子的消息并不多,不过长子Alexander在1991年代表母亲赴奥斯陆领取诺贝尔和平奖,同样透过孩子的观点,我们或许能更瞭解翁山苏姬身为母亲的样貌:

身为她的儿子,我个人相信透过她个人牺牲,让世人瞭解缅甸民众的苦痛,没有人应低估他们的苦难。[…]

我们也不能忘记,她独自在仰光戒备森严的屋宅里奋斗,象徵着全世界努力帮助人性精神脱离暴政与心理迫害。[…]

虽然外界看待我母亲时,仍形容她是位以和平手段争取民主变革的政治异议人士,但我们仍应记住,她是为追求精神目标。[…]

我希望母亲能很快直接与世人分享她的感受,而不需要透过我的口。

亚洲许多社运份子身为人母仍受迫害,例如Fan Guijuan的住家据说是因上海世博会而遭拆除,她在北京遭逮捕后,送回上海立刻入狱,她的儿子因此无家可归;菲律宾的Edita Burgos博士则为身为社运人士的儿子Jonas Burgos争取正义,她的儿子据说已经「失踪」,她目前主持「失踪人士家属正义」组织,为许多失踪人士追求正义,许多人认为人口「失踪」现象在艾洛优(Arroyo)政权格外显著

伊朗的人道份子母亲也迅速成为全球人权运动象征,她们组成「伊朗的哀悼母亲」组织,举行公开静默抗议活动,以和平方式为死去或入狱的孩子争取正义

一日为母,终身为母

校对:S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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