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集团，2013年4月29日宣布，以5.86亿美元买下新浪微博网18%的股票，这场交易将改变整个国家的网络生态。新浪微博网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微网志平台，拥有超过5亿使用者，但尚未发展有利的商业模式。

阿里巴巴去年处理的交易量超过亚马逊和eBay的总和，透过数百万位新浪网用户与阿里巴巴的链接，这场交易预示着中国社群商务新时代的来临，社群媒体推动的电子商务将迅速展开。

社群商务带来的新危机

支付宝目前为世界上最大的第三方网上支付平台（图片来自IvanWalsh.com，依据CC:BY授权）

然而，统治当局也因此项交易，出现隐微紧缩网络监控的趋势。网络上区分经济与政治的界线开始模糊时，政府系统性进行网络迫害便可能发生。Google两大巨擘施密特（Eric Schmidt）和科恩（Jared Cohen），共同在他们的新书《数位新时代（The New Digital Age）》描述了此景象[参见译者注1] ：

随着网络链接扩大，网络服务及行动设备为个人提供了重要的管道，使其超越目前所处的环境，将个人与信息、工作内容、资源、娱乐以及其他人连结起来。此时如果把被压迫者排除在此虚拟世界之外，将是最糟糕且有害无益的政策。[…] 当银行业务、薪水、付款交易逐渐往在线平台发展时，隔绝网络将严重阻碍人们发展经济的前景，因为这使人们难以管理自己的金钱、使用信用卡甚至是向银行贷款。

当国家面临到网络上的「独裁者困境」，上述的计划将极有可能使中国对网络便利性施压，阻碍网络自由。中国政府接受网络，从经济及社会发展上获得利益的同时，也为网络增加了合法性的空间。根据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中国在2011年销售总额为一千两百亿美元，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零售业市场。但在同一时间，网络成为活跃的公共领域，充满关于政府政策及贪腐的评论。

著名的长城防火墙－－用于封锁「不良」的外国网站，以及强迫专用网公司配合十分精密的社群媒体审查制度，即中国官方的回应。一份《经济学人》的特别报导形容中国网络是一个茁壮中的「巨大牢笼」，具有经济自由但政治上「限制」的特色，并不断受到监控。

中国统治阶层透过操控民众的经济和民生需求，进一步地使牢笼变得更加强而有力，而阿里巴巴的这场交易，将可看出此政策的可行性。Sinocism China Newsletter的发行人－Bill Bishop，在纽约时报Dealbook专栏上强调此不幸的面向：

阿里巴巴这场交易是用来加强手机定位的功能，以及加速社群电子商务的发展。政府将乐见新浪微博从社会及政治评论的温床，经由在线付费功能的整合，而转变为网络购物的桥梁，并有越来越多的使用者，自愿在网站上以真实姓名登入。

中国最大的微网志服务－新浪微博。图片来自jonrussell，依CC: BY-SA授权使用

信息极权时代的来临

2011年12月，北京市政府颁布规定，要求微博服务需验证用户身分；2012年12月，中国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法律，要求用户在申请网络帐户时，须提供真实姓名。虽然此法条目前仍未健全，但中国领导人将它视为当务之急，需尽快完成。在最近的2013年3月，中国国务院释出未来五年内的任务条目，其中包含2014年6月要实施的网络实名登记制度。[译者注：参见任务条目：二、(十三)]

但任务条目的内容却令人感到担忧。这些全面整合的征信平台、社会信用代码系统是以公民的身份证号码为基础，一旦结合这些在线实名系统，将给予政府前所未有的能力，来取得并运用用户数据。通过电子手段让那些直言不讳的个体，与经济、社交圈隔绝也比以往来的容易。持不同政见的北京作家莫之许，把它称作「信息极权主义」，任何人都将无所遁行（引自：Seeing Red in China）[参见译者注2]：

首先，只要实行网站后台实名，一个身分证对应一个 ID，如支付宝那样严格执行，从网络上搜来的身分证号码很快就会因重复使用，而不再有用武之地；其次，针对活跃分子借用亲朋好友身分证，如果常规的专政威慑一招不管用，则可以寓控制于服务当中的办法，让身分证以及其所对应的社会信用代码变得有价值、有利益。如此一来，不会有人愿意或敢将他的身份号码借给任何人使用。

建立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逐步纳入金融、工商登记、税收缴纳、社保缴费、交通违章等信用信息，建立以公民身分号码为基础的公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后，居民信用信息中也必然会含网络使用相关信息。如此一来，网络实名制与社会信用制度乃至福利制度就捆绑在了一起。政府利用统一信用代码作为全网唯一的上网标识符，也不是不可想象。

在此紧要关头，可能被排除于网络之外的威胁，将引发强大的寒蝉效应。担心个人会被排除于商务、财务和社会安全之外，自我审查会被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层次。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认识到新浪微博提高了中国的透明度，并强调阿里巴巴不会透过将微博转变成广告平台的方式，来使它取得更大的成功。然而，随着信息极权逼近，各种精湛的手法将用来操控与削弱自由，特别是经济、政治和意识型态同时交迭之处。自由与束縳之间仅一线之隔。其中最大的危机在于，网络用户没有意识到权力如何在他们身上运作。全球之声共同创办人麦康瑞(Rebecca MacKinnon)，即《网络许可：全世界为网络自由而斗争》(Consent of the Networked: The Worldwide Struggle for Internet Freedom)一书的作者，曾在投搞于The Atlantic的一篇文章中指出：

在网络时代，公民为导向的社会－－一个不以其它方式，而以科技和政府来服务公民的世界－－最大最长远的威胁，看起来较不像奥韦尔笔下的《1984》，而是更接近赫胥黎的作品《美丽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对安全感、娱乐以及物质享受的渴望，被操控到了自愿且热切其受约制的地步。如果我们想要避免这种反乌托邦式的命运，政治上的革新必须赶上科技上的创新。[参见译者注3]

译者注1：Google两大巨擘施密特与科恩接受WIRED专访，可见此。
译者注2：莫之许于阳光时务周刊第201313期，发表信息极权时代的来临一文。
译者注3：《1984》，George Orwell着，批判掩盖在社会主义之下的极权主义；《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Aldous Huxley着，讽刺新世界的好处，虽然外表似美，其实科技并没有在社会的总体精神进步，反而让小说中的社会文化倒退。反乌托邦主义是一个虚拟想象的世界，反映的是与理想社会相反，且极端恶劣的社会最约型态，反乌托邦社会中，物质文明泛滥并高于精神文明，精神依赖极受控于物质，人类的精神在高度发达的技术社会并没有真正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