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之声10周年于宿雾聚会 我的简短感想

一月底时我与300名来自60多国的传媒工作者、社会运动行动者及媒体学者，参加在菲律宾第二大城市宿雾举行的全球之声公民媒体高峰会 ^[1]－－一个两年一度，与公民媒体、博客、新闻及人权行动相关的会议。这次高峰会的举行，也同时标志Rebecca MacKinnon ^[2]与我一起在2004年末成立的公民媒体网站及社群全球之声 ^[3]，已踏入10周年。

过去我们举办过6次会议。举办这些会议的目的，其实是让全球之声核心社员有机会聚在一起，计划未来、接受培训和凝聚团结力。现时全球之声靠逾800名职员及志工运动运作，我们没有办公室、总部或其他实体工作站，因此这些会议令我们能作出平时难以进行的亲身互动。亦因为举办高峰会的初衷是进行内部会议，所以它总像一个欢乐派对，也像亲人聚会一样，而且不见得每次都很最细心规划。（请容许我这样说，因为我协助筹办过数次高峰会。）

今次高峰会却重整了我们对这公民媒体高峰会的期望（而会议的筹划是与我无关的！）两天行程紧凑，包括座谈会、工作坊及讨论会 ^[4]，内容聚焦于网络写作及网络行动遇到的挑战：开放网络带来的威胁、社群媒体与示威行动 ^[5]、网络酸民及网络滥用 ^[6]，以至中介人审查。与会其间我像发疯一样的不停写部落、在推特转发讯息，希望能把世界各地好友分享的新闻、信息及看法，都一一记下。

全球之声编者与作者会将这些会议内容整理成文章，希望在数天内能与大家分享。但我急不及待，在由炎热的宿雾返回东北暴风雪地带的一段航程中，反思这次从全球之声社员、热情接待我们的菲律宾网友，以至世界各地好友所学到的重点。

社群媒体愈趋闭门、私人性

全球之声项目成立初期，主要综合世界各地的部落格，将它们按不同主题分类，以展示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社群媒体对话。之后，我们开始透过公开的公民媒体渠道，包括：部落格、推特、影片和公开的脸书文章，展现公民媒体对实时新闻事件的观点。

我开始想，究竟我们能否继续以这种方式运作。公民媒体愈来愈多是私人或半公开的状态。这个有趣的现象，让我们反思我们如何运用这些新闻。例如在中国，当微博的公司开始核证用户身份时，很多政治讨论都从这些一般设定为内容公开的平台，转到微信的用户群上。这些群组成员可高达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有如互联网邮件列表或留言板一样。

将这些半公开的对话内容当作新闻来源，是否道德？或者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要视乎个别情况而定。如果说必须得到对话群组内所有人的同意，才可发布有关内容，那么我们将无法再报导某些传统广播媒介外的重要对话，亦即全球之声很难以现行方式继续运作下去。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谨慎处理这个问题，我们一心想接触以扩大公民声音的人们将会被我们排除。

随着更多对话由公开的社群媒体转移到这些复杂、半公开的平台，这些声音不论被视作公开或私人言论，都仍影响整个新闻界。

平台变得重要

很多社会运动行动者提出，组织行动用的平台正由公开的推特和脸书等转到WhatsApp等私隐度较高的工具。当改革行动开始在WhatsApp这类平台筹划时，有关平台的架构和使用政策就变得更重要。也许WhatsApp的设计师没想过它们的产品会被用作统筹社会改革活动，但一旦周遭环境充斥监管时，这些新平台对用户的保障是否足够，就成关键所在。一些行动者正转用TextSecure ^[7]等保安较好的平台，以作应对。但我一直质疑，当大多数行动都在方便众人的平台上进行时，将这些行动者带到另一平台，并非易事。到最后，如Moxie Marlinspike成功将WhatsApp点到点加密的项目 ^[8]，会变得更为重要。

平台的重要性，亦在于它们可决定甚么信息可以流通。Rebecca MacKinnon的著作《互联网用户的共识》（”Consent of the Networked”） ^[9]让更多人明白到中介人监控的问题。在Rebecca最新的项目「Ranking Digital Rights」中，电子前哨基金会的Jillian C. York ^[10]提出小区评论监管政策，实际上就是让脸书控制平台上流通的言论。相比政府监控，Jill更担心这些企业实行的功能性监控－－她指脸书曾错误将支持巴勒斯坦的言论当成支持恐怖主义，并删除有关言论，却同时任由支持以色列的激进言论流通－－而脸书删除「我们都是Khaled Said」群组，更被认为是引发埃及解放广场示威的导火线－－可见平台错误处理言论管制问题，可引发严重后果。

对全球之声社员来说，无法删去平台上的仇恨性言论，与平台言论可能受监控一样令人忧虑。来自缅甸的Thant Sin指缅甸语的脸书帖一直有激烈的讨论，近来一些关于宗教派别，特别是针对穆斯林罗兴亚人的暴力性言论愈趋常见。Thant与其他缅甸脸书用户曾想侦查及举报这些帖子，但都因为脸书的管理员不谙缅甸语而以失败告终。

我为此发表于推特时，新聊天应用程序Glimpse的执行长Elissa Shevinsky ^[11]问，为何脸书不雇用通缅甸语者解决这个问题。答案很简单，亦很不幸：因为这些处理滥用平台问题的团队对社群媒体来说，通常被视为企业的开销部门，因此很难得到足够资源发展。脸书及很多公司都倚靠平台上用户的「检举」，去决定是否应调查，甚至删除某些言论。（对此议题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读读Kate Crawford及Tarleton Gillespie的文章《检举的用意》（”What is a Flag For?”） ^[12]。文章提出检举作为监管网上文章及响应的不足之处。）当被检举的文章是以管理员不熟悉的语言撰写时，脸书只有两个坏选择：任它继续存在（可能忽略了仇恨性言论）或封锁讯息（可能监管了政治言论）。或会说脸书不应扩展到一些它们未能监察内容的市场⋯⋯但对一间公司而言，在未有说某一语言的用户群前，实在很难建立健全的监察系统去预防滥用情况。

OnlineCensorship.org ^[13]的Jillian与同僚正透过脸书或其他平台的封锁言论纪录，了解网上平台处理言论流通的蓝图。我十分支持这个主意，并在想是否能用Crawford及Gillespie论文中的方法－－透过检举内容测试平台响应－－会否有助研究。（但发布更多冒犯性言论来测试平台的响应，也许不是好方法－－网上的怒气及仇恨本来就已够多，也许记下来就已足够了。）

图像，而非文字

我部落格的读者都知道，我是个会用很多文字去表达的人。但今次会议令我学懂一事－－就是图像这个有力、又崭露头角的政治言论形式。在Georgia Popplewell主导论题「革命将被画出来 ^[14]」一节中，有13位全球之声成员与我们分享他们国内漫画家、插画家及设计师的作品。

他们介绍的艺术家中，很多是传统漫画家，如西班牙的Crisis Valero ^[15]或墨西哥裔美籍的Lalo Alcaraz ^[16]，但亦有部分是图像设计师，如菲律宾的社会运动行动者Pixel Offensive ^[17]，或全球之声社员Kevin Rothrock ^[18]。Pixel Offensive利用菲律宾政客的图像，合成其他背景、加上图片注释或混入其他元素，造成一些简单、吸睛的设计。PXO有一个独特的色彩风格－－黄及黑－－艾奎诺政府的用色。这实在是在影像上骑劫总统府的品牌。也许PXO的设计没Alcaraz般有艺术造诣，但带出了一个讯息－－图像行动是给每一个有话要说的人。

全球之声讨论俄罗斯互联网的意见集中地、经常发生争论的「RuNet Echo」项目，共同编辑Kevin Rothrock显然明白这个道理。Rothrock爱在网上制造麻烦，不少人因为他所弄的嘲笑而发表响应。他在全球之声的言论也通常加插挖苦式拼贴，例如普京的插图就被像病毒一样被转发。不是每一个拼贴都能令我欣赏，但有一些实在很好笑，我不难想象它们会在网上疯传。

我欣赏Rothrock鼓励在场博客及作者在他们的工作中运用这些拼贴技巧，并分享心得。（运用商标也不错，因为它本来就是为放在不同背景而设计的，让普京不穿上衣、放他在马上，配合不同场景。）当行动者学懂以短小精干、分享性高的文字发布网上讯息时，也许行动者及记者也应学习如何制作图像式的病毒性文章，以触及更多群众。

代表，而非革命

占领运动、愤怒者民主运动（Indignados）、土耳其Gezi公园反政府运动以至其他示威，令我们问示威是否有能力去表达不同的意见，多于有能力从权力的根本去作出改变。听着在座讲者谈及在墨西哥、叙利亚、乌克兰及香港的行动，我想起Zeynep Tufekçi ^[20]的说法－－数字媒体容易令更多人走到街上，但亦可能更易软化及分化群众。（Tufekçi提出，相较于几年前，把5万人带上变得容易，所得行动者事前组织准备和准备可能会减少，最终对群众的影响力，以及所有的社会资本亦较以往少。一旦示威行动完结，希望影响政权时，这些运动就很难有所作为。）

会议带出的另一个重要讯息，就是示威行动愈来愈看重自身的媒体代表。来自乌克兰的全球之声作者Tetyana Bohdanova ^[21]解释乌克兰亲欧盟的示威者读过相关事件的媒体报导后，愈来愈感到忧虑，因为记者们的报导简化了行动重点。我们或会认为示威者都透过简单、尖锐、宣传性高的讯息去鼓动跟随者。然而，Bohdanova指亲欧盟的示威者常常都在一个古怪的位置，为一些细节及细微变化而奋斗。他们向传媒解释这是一场「为尊严而进行的革命」，媒体却把行动简化成俄罗斯与欧盟间的一场战斗。

我的同事Sasha Costanza-Chock ^[22]提出媒体是示威行动的基础，事实上在公民媒体高峰会中听到的故事，都好像支持这个说法。乌克兰以至加沙的危机中，行动者都以英文发推文，去尝试影响国际媒体对他们行动所作的演译。社群媒体作为动员渠道之一，是对「科技」与「示威」间关系的常见演绎，但其实只解释了一部分现象。对行动者及示威者而言，当人们走到街上，媒体的重要性，在于报导事件，记录人权被侵犯的情况，及向世界讲述行动的途径。

危机响应是社群媒体运作的推动力

菲律宾一年平均要经历多达20场台风袭击，超级台风海燕就夺去了6,300人的性命。Isolde Amante ^[23]及其他菲律宾同僚表示，公民媒体成为了灾难的主要信息来源 ^[24]，报业多是从社群媒体，而不是从电台或其他途径了解到事件的情况。

很多故事证明了社群媒体帮助危机响应的能力－－例如海地地震后，开放式自由软件Ushahidi帮助应对太子港的重建情况。现时这些情况多将社群媒体的贡献描述成性附带现象。菲律宾的交流却令我们期盼社群媒体将会成为报告灾难突发情况的先峰，并会带领灾难的协调和应对工作。

社群媒体，就是要靠边站

这句话来自Phil Howard即将推出的著作《Pax Technica》 ^[25]。这个主张令我惊讶，因为它解释了我们全球之声的发展。我们一直以为全球之声是一个记者式的计划－－即使我们不太赞成要求记者绝对客观的传统论述，我们仍叫作者以中立、公平的角度去报导他们国家的网上对话。但我们不难发现，很多参与全球之声的人本身就很热心地进行某方面的倡议工作：例如网上言论自由、国际媒体如何诠释他们的国家，又或是政治议题。

我渐渐发现「倡议新闻」平台，是对全球之声的最佳形容－－平台推动世界的改变，报导为这些改变而奋斗的人。Phil形容社群媒体就是靠边站，我觉得这说法颇为正确。「靠边站」并非直指政治方面－－像人们以社群媒体讨论风灾后的救援工作，是站在抵抗自然灾害，站在灾民利益的一方。你很难分辨你的朋友与跟随者是在留意你本身，还是留意您想改变的议题，所以社群媒体本来就有倡议的成分。

对我来说，全球之声高峰会是一个高兴的时刻，是我们与老朋友再聚，也是认识新朋友的时刻。高峰会的内容让我们作出很多反思，我十分期待两年后，跟社友再聚，再继续讨论这些议题。

文章原载于 Ethan Z's blog的部落格  ^[26]。

Ethan Zuckerman  ^[27]在2004年联合创办全球之声，当时他是哈佛大学Berkman互联网与社会中心的一份子。他现任麻省理工大学公民媒体中心总监，并任教于麻省理工大学的媒体实验室。2013年Ethan出版首本着作《 再联机：联系世代的数位都市 （”Rewire: Digital Cosmopolitans in the Age of Connection”）》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