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的「新大学」学生占领行动

本文内容由记者兼摄影师Roberto Pizzato ^[2]与Nicola Zolin ^[1]提供。

学生起身抗争并占领大学建物的行动在欧洲风起云涌。在2015年3月25日这天，阿姆斯特丹的「新大学 ^[3]行动」（Nieuwe Universiteit）已占领Maagdenhuis大楼 ^[4]达一个月之久。被占领的Maagdenhuis是阿姆斯特丹大学的行政大楼，位于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Spui。

直到于4月11日遭镇暴警察驱逐 ^[5]前，一群学生占领了该栋大楼，规划了一系列的演讲、研讨会和发表会，并获得当地和国际知识分子的支持。学生的要求是直接民主、参与大学管理、停止财务削减并遏止大学逐步公司化。

在欧洲风起云涌的大学生抗争行动，证明了当代最大的危机之一：知识危机。当知识变得不容质疑、无可争辩时，人们将和他们生活的世界脱节、无意贡献社会。

教育是人类开向世界的一扇窗，应该要引发好奇心，人们在展望他们理想中的生活世界时，教育使他们有梦想、有创造力且受到启发。然而，当大学被迫反映目前的经济结构与高度官僚化的财务体制，就很难进行真诚的对话并面对批判性的冲突，也很难在人类历史当下的这个阶段，对挑战性的叙述和非主流看法进行智慧的探索。在这黯淡的环境背景下，因现实观点而觉醒，并受到清新理想所启发的学生群体，就以占领大学建筑物作为响应。

阿姆斯特丹大学宣布将进行改革，「新大学行动」的教授和学生则在2月13日占领了Bungehuis大楼 ^[6]作为响应。师生在和董事会的协商破局后，拒绝撤出大楼，而遭警察驱逐 ^[7]。当晚有一群学生硬闯 Maagdenhuis，占领阿姆斯特丹大学的主要行政大楼直至4月11日。

占领行动的要求是直接民主及自主管理。在一本题为＜对比＞的小册中，「新大学行动」的师生声明他们「终于摆脱了一种后现代犬儒主义」。换句话说，年轻一辈因内心深处的无力感而日益冷漠，而学生选择用这次的占领行动来响应了此一情况。「这个系统的逻辑思维是制造无能、也感觉自己无能、并同意自己无能的人们。」法国哲学家Jacques Rancière在此次占领行动中发表上述言论。

在占领Maagdenhuis的第一个月内，「新大学行动」主持了多场研讨会、播放剧情片和纪录片、举办音乐会。每天还有演讲，讲者包含教授和知识分子，像是美国社运人士David Graeber ^[8]，David是「占领行动」的其中一位领袖 ^[9]。

在这几周期间，「解放」（liberation）一词常常取代「占领」（occupation)。在＜麻烦精＞这本小册中，一位行动成员承认他们对未来没有明确规划。他表示「反对绝不会是最后阶段」，有创造力的自由才能够撑到最后，「驱使我们落实仍然粗略、主观而分歧的理想」。

学生Michiel在占领Maagdenhuis行动开始后加入，他表示：「我们不只是占领这个地方。当新的占领行动在其他地方展开，我们开始有一家人的感觉」。

3月18日占领伦敦政经学院行 ^[10]政大楼的新闻鼓舞了阿姆斯特丹的学生。就如伦敦政经学院占领代表所言：「占领的力量在于创造骨牌效应：这只是开端」。

加拿大学生在几个礼拜以前，就开始在约克大学和多伦多大学 ^[11]示威，表达对资源分配不足不均、无法聘任教师和教学助理的失望。

在占领期间，阿姆斯特丹的学生认为一定会有人倾听其呼求 ^[12]。Joyce Pijnenburg曾就读阿姆斯特丹大学，她谴责学术界已经废了，因此不想待在学术界。她表示：「我们的要求之一，就是禁止把原本用于研究教学的经费拿去炒房地产。」

Michele Mugia是阿姆斯特丹大学哲学系学生兼社运人士，他回想道：「1969年，政府倾听学生的要求，透过立法改变了大学的管理方式。」在占领行动的该月，Mugia是活动和会议的主要策划人，他很骄傲地宣布「在此的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同时写下了历史和未来」。

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教授Bertie Kaal对「新大学行动」的奋斗予以支持，Kaaal回想当年：「1969年占领行动的成果在几十年后消亡殆尽，先求整体再看细节的体制已经慢慢变成由上而下的支配」。Kaal 表示，多数老师现在都很怕示威活动，深恐饭碗不保。「我很高兴见到学生因为教授畏首畏尾，而自行发起示威。」

「新大学行动」的学生团结一致，毫无所惧。Michiel表示：「其他运动和政党都受到我们的鼓舞，而『起身行动落实自己捍卫的价值』的信念也启发了他们。这也是我们在这里所见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