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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巴勒斯坦籍的叙利亚难民自述离乡煎熬

Ahmad Shihabi

阿玛德.施哈比 (Ahmad Shihabi)

近两年来已经有许多关于难民的文章,不过除了媒体剪辑的片段,我们鲜少听见他们自己的声音。国际新闻机构PRI旗下的GlobalPost委托五位叙利亚年轻人撰文,他们都做出了离乡的艰难决定,并踏上危机四伏的旅途离开母国,前往土耳其和希腊,再穿越南欧。

这篇文章由28岁的阿玛德.施哈比(Ahmad Shihabi)撰写,原文于2016年5月31日刊载于PRI.org,经授权重新刊载于此。

我是巴勒斯坦籍的叙利亚人,这表示我是双重的难民。

我的家族在1948年首度沦为难民。他们离开巴勒斯坦,以躲避以色列建国时发生的暴行与动乱。我们把它(以色列建国日)叫做「灾难日」。就像当时的许多巴勒斯坦人一样,我的家族逃到了叙利亚。最终他们在雅尔矛克(Yarmouk)安定下来,一个位于大马士革南方的非官方难民营。

1987年,我就在这里出生。雅尔矛克就像个城市一样,有学校、医院及其他设施,全都在一个面积一平方英里的区域里(译注:约合2.6平方公里)。住在这里的有巴勒斯坦人,也有叙利亚人。

我在难民营的学校完成高中学业。十六岁那年,我还在念书的时候,在叔叔的印刷厂开始了第一份工作,做的是打字员。我在那儿工作了六年,然后转行去难民营里的一个巴勒斯坦杂志社从事报导类工作,担任编辑。我试着攒点钱好上大学,继续完成记者的学业。不过我负担不起。而当叙利亚危机伊始,就连从雅尔矛克的住所前往大学校区,都几乎不可能了。我的梦想就这么搁下来了。

叙利亚革命是从2011年三月开始的。拥护民主的示威行动最终蔓延到大马士革,就在雅尔矛克附近。身为巴勒斯坦人,我们支持叙利亚人民。然而在此同时,我们也不想公然表态反对叙利亚当局。就算我们当中许多人已经在雅尔矛克待了一辈子,政府仍视我们为过客。所以,涉入冲突对我们来说很可能会有风险。如果我们决定采取行动,整个难民营都可能陷入枪林弹雨。所以我们转而致力让这里成为安全地带,让那些躲避政府攻击、来自邻近市镇的叙利亚人民栖身。

我们开始带人群前往自己的住家、学校、医院,提供他们食物、医药还有所需的一切。我们接待了超过20万人,可谓是难民救难民。我们成功让雅尔矛克保持安全,为时有一年之久。至少大部分时候是如此。在这段期间,也就是冲突发生的第一年,还是有些飞弹与炸弹落在雅尔矛克。其中有两枚击中了我们家附近。2012年初,我的兄弟与我决定把父母和年幼的姊妹送往黎巴嫩亲戚处。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们。在那之后,黎巴嫩政府向巴勒斯坦人关闭了边境。

「此情此景,让我们都回想起自己曾看过的1948年巴勒斯坦灾难日照片。」

每天我都给家人打电话,无时无刻不想念他们。他们支持我一生中所做的每个决定,我永远想象不到,我们会像这样分离。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的姊妹时,她们分别是6岁和12岁,她们永远无法完成学业了。我的父亲与兄弟目前都在工作,好让全家人在黎巴嫩的日子能过得去。但这很困难。因为他们是巴勒斯坦人,所以没有居留或工作许可。或许有一天,我能再去探望他们。

没过多久,我们试图在雅尔矛克维系的安全状态就彻底崩解了。2012年12月17日,一切都变了样。雅尔矛克遭到叙利亚军队的飞机直接轰炸。反政府军队接着开进难民营,宣告此区已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对我们平民来说,这里已经不再安全了。雅尔矛克成为叙利亚冲突的前线。

隔天,我们看到彷佛有百万人离弃了家园,能带什么就尽量带、步行离开雅尔矛克。此情此景,让我们都回想起自己曾看过的1948年巴勒斯坦灾难日照片。上路三天后,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找不到安全的地方过夜,所以就回头了。我和大约五万人一起返回雅尔矛克,在半遭围困的情况下待了六个月。每天,我们都出门搜罗食物和其他基本必需品,在雅尔矛克难民营内外都得穿越政府与反抗军的检查站,非常恐怖。我们在狙击手眼皮子底下走过,小命都握在他们手里。我们看不太到这些人,但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也亲眼见过他们出手好几次。只要他们想,就能了结我们的性命。不过我们要不是冒险被枪杆子打死,就是要饿死。

最后,在2013年6月,我彻底离开了住所和难民营。我前往大马士革,和女朋友在那儿租了间公寓。我们的公寓位在反叛军控制的库德西亚区,不过当时他们处于休战状态,所以比较安全些。但日子还是很难熬。我和女友为同一间杂志社工作,每人每月的薪水是175美金,房租每月则要每月200美金。

如此勉强撑了大约一年后,有个朋友来找我,问我想不想离开叙利亚。我告诉他,这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是巴勒斯坦人。黎巴嫩和约旦都不会让我入境。身为叙利亚的巴勒斯坦难民,我们没有正式文件,所以不被其他国家认可,旅行因而变得十分困难。于是他建议我前往土耳其。可是土耳其很远,还要穿越国内许多危险地带才到得了。我问他怎么办才好。「非法出境,」他告诉我。「我认识一个搞走私的,他会带我们去土耳其边界。」

「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恐怖分子与军事行动、街上都是武器。在以前,孩子们会去上学。叙利亚人天性单纯,不是极端分子。他们彼此接纳,不论种族、宗教,甚或国籍。现在我可以明白,叙利亚真的毁了。」

要离开这个国家、永不回头,是非常艰难的决定。我在这里出生、学习、工作。就算现在处境危险,它还是我的国家。我也喜爱这个国家。我这辈子的第一串步伐就踏在这片土地上。而且,对我来最重要的是,叙利亚是我与巴勒斯坦之间最强烈的连结,雅尔矛克难民营尤为是。

我告诉女朋友非法出境这个主意。起初她无法接受,因为叙利亚北方在伊斯兰国(ISIS)的控制之下,要通过检查站而不被抓到,似乎是不可能的。我们从新闻中得知的情形就是这样。我告诉她那个走私客的事,还说有人向我保证一切都会在掌控之中。

「如果你要走,我就跟你一起走。」我女朋友说。要将我俩的性命都置于险境,我感到十分恐惧。她是基督徒,要是ISIS发现她的话,可能会把我们两个人都杀了。为了这件事,我们苦恼了两个月。最终,我们决定要非法离开叙利亚。那个走私客告诉我们,出发日期是九月一号。他说我的女朋友要戴穆斯林妇女的头巾,我们也要把自己的手机和记忆卡藏起来;能带的只有几件衣服。

走私客给了我们一张这趟旅程用的地图。我们要从大马士革开车到曼比季,一个位在阿勒坡和拉卡中间的城市。拉卡就是ISIS的根据地。然后再从曼比季走过边境、进入土耳其。

The street Ahmad Shihabi left in Yarmouk, Syria. The area had been damaged by airstrikes and fighting between the regime and rebels. Photo by Ahmad Shihabi

阿玛德‧施哈比自叙利亚的雅尔矛克搬离的街道。该区域已经因为叙利亚当局与反叛军的空袭、交战而毁坏。摄影:阿玛德‧施哈比。

2014年9月1号早上七点,我们出发了,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自己的家园。我们和另外7个朋友、五十几位要返家的曼比季居民同行,开了超过13小时的车。这些居民对我们一无所知,也不知道我们的目的地。开车的人就是那个走私客。我们通过了47个政府检查站。走私客把一切都控制得很好。他把我们的证件和钱都拿走了。我们每人付了超过50块美金,好让他能一路贿赂通关。我想,其他人知道我们试图离境。他们看得出来我们是巴勒斯坦人,而曼比季那里没有巴勒斯坦人。不过他们什么话也没说。

我们开着车、通过检查站的一路上,映入眼帘的到处是大片断垣残壁。我们路过许多地方,包括荷姆斯和哈玛。这个国家受到的蹂躏令我十分震惊。这是为了什么?纯粹是争夺权力吗?抑或是为了自由所要付出的代价?谁都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我们却只有一种结局:国破家亡。通过了所有政府检查站以后,司机警告说,我们已经进入ISIS的地盘了。又开了大约一哩路之后,到了另一个检查站。大家都很紧张。ISIS不准女人坐在男人附近,所以所有的女人都往后挪,坐在巴士后面。有个士兵的年纪看起来非常小。他的枪比他的人还高。他只检查了男人的身分证件,然后告诉我们可以过了。

「每踏出一步,我就好像丧失了一点对这个国家的记忆。每踏出一步,我都觉得自己辜负了朋友、家人、在雅尔矛克的家园。」

我们的运气很好,没有更糟的事情发生。大家也松了一口气,因为接下来应该就没有其他检查站了。不过我还是大受冲击。他们怎能让一个孩子拿枪、赋予他杀人的权力呢?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恐怖分子与军事行动、街上都是武器。从前,孩子们会去上学。叙利亚人天性单纯,不是极端分子。他们彼此接纳,不论种族、宗教,甚或国籍。现在我可以明白,叙利亚真的毁了。

我们在当天晚上八点抵达曼比季。那位走私客领我们去见另一名走私客。他告诉对方,我们要去土耳其。我们跟着这个新的走私客上了他的车。他载我们前往土耳其边界。他叫我们别害怕,我们要做的不过是摸黑步行一英里。他告诉我们不能使用任何微小光源,也不能用电话,什么都不行,否则土耳其警方会看到我们;他们在守着呢。

于是我们用走的,走了一个小时之久。每踏出一步,我就好像丧失了一点对这个国家的记忆。每踏出一步,我都觉得自己辜负了朋友、家人、在雅尔矛克的家园。然后我听见有人悄声说:「土耳其到了。」

阿玛德在数周前收到了居留签证,让他得以在德国待上至少三年。现在他住在格赖茨,一个位于德国东部、人口约两万人的小镇,离捷克不远。他计划搬到柏林去。


翻译:林凯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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