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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吉斯斯坦,中亚记者们在爱与冲突中的庇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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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来自合作媒体EurasiaNet.org 的报道,由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Zukhra Iakupbaeva撰写,Zukhra也是全球之声的撰稿人。本文发表已被许可。

对于经常面对险恶环境的记者来讲,吉尔吉斯斯坦相对来说算是一个安全港了。在过去的几年里,来自中亚不同区域的记者们都在这里驻扎了下来,通常是基于安全和职业发展的需求,也有些是基于个人的原因。

无国界记者2016年的新闻自由指数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事情。中亚对于信息的自由流通及独立新闻并不是一块友善之地。像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由于自由度低都位于名单底部,与朝鲜及埃塞俄比亚并排。同时,塔吉克斯坦的新闻媒体也长期以来遭受着压迫,但是反抗自2015年底开始加剧并且引起了数十名记者选择离开这个国家。

3个新闻工作者从中亚不同地区的转移清楚的呈现了比什凯克如何逐渐成了那些寻求创新及知识自由人士的大本营。

Diana Rakhmanova是一位来自塔吉克斯坦的记者,她说一次2010年到吉尔吉斯斯坦参加由德国广播公司德国之声组织的3个月的学习完全改变了她对新闻的理解。

“在比什凯克最让我吃惊的是普通受过教育的人对政治也感兴趣,而且他们也可以从政府官员那里获取信息。政府官员才是惧怕记者的人,并且在那里对社交网络的应用也很活跃,”Rakhmanova在比什凯克众多咖啡馆中的一个边喝咖啡边向EurasiaNet.org说道。

趁休息时候Rakhmanova有幸认识了一个当地的记者,并且这个记者还给了她一个在比什凯克工作机会,Rakhmanova在完成她的课程后就又回到了比什凯克。Rakhmanova说她也做了一些很难的调整,她说。“我记不住任何一个吉尔吉斯名字,也搞不清楚议会派别,”她说道。

Rakhmanova的鞑靼民族背景帮助了她理解了部分当地的语言。“当我用俄语提问的时候我能明白对方用吉尔吉斯语的回答。这是因为我的鞑靼语很好;我在塔吉克斯坦的家人都能流利的讲鞑靼语。”

有时候区域局势的紧张也很增加官僚主义上的麻烦。“有一次因为发生在吉尔吉斯与塔吉克边界处争议区的枪击事件使得我不能从塔吉克入境到吉尔吉斯,”她说道。“我同时也是俄国公民,所以那次俄国护照帮我入了境。”

Rakhmanova说她没有计划回到塔吉卡斯坦。

“我不想再回到塔吉卡斯坦是因为我不能再适应没有自由言论的环境,”她说道 。“并且我还有家庭在这里,我有丈夫还有一个1岁大的儿子。”

对于其它记者来讲,家庭及其它关系的原因通常会高于职业上的考虑。

Elyor Nematov是一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的28岁的摄影记者,他说当他决定搬到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时他的朋友们都很吃惊。他的解释是他需要离他住在比什凯克的未婚妻近一些,而到了之后他才找到一份记录片摄影师的工作。

Nematov 说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他的工作没有带给他什么困难,倒是他的巴哈教信仰给他惹了不少麻烦。

“当我还是学生时,因为我信仰巴哈教警察就怀疑我可能是极端分子。在塔什干,警察拘留了我15天,因为当他们在进行反极端主义的特别行动时我被认为在抵抗他们。事际上,他们当时在记录我,我有问他们要为什么我为拘留的文件,”他说道。

Nematov 对他住在什么地方也不太计较了。“我感觉不到国界,我虽然驻扎在吉尔吉斯斯坦,但是我报道的是整个中亚,”他说道。

跟Rakhmanova一样,Nematov也没有马上离开塔吉克斯坦的计划。相反,他目前的想法是在是比什凯克设立一个记录片的摄影新闻工作中心,而且这个中心可以支持到整个中亚跟他做相同工作的同行们。

整个中亚对独立思考的记者及研究者来讲最严酷的地方是土库曼斯坦。那里敢于涉足独立新闻的极小数人会受到恐吓,拘捕及人身攻击

Olga, 33岁,在2001年从土库曼斯坦来到比什凯克。她现在在一家比什凯克的教育机构就职于政治分析员,并且偶尔也会就土库曼斯坦的人权,教育及石油汽写评论文章。

Olga最开始是以学生身份来到吉尔吉斯斯坦的。“我差不多把在美国大学比什凯克中亚分校大一一整年时间花都在了图书馆里。我如饥似渴的阅读着,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Oleg 这样告诉EurasiaNet.org,并且要求只能用她的笔名。

2000到2010中间几年在土库曼斯坦是求学的黑暗时期。在2005年2月,现已过世的当时就任总统Saparmurat Niyazov下令所有的地方级图书馆处于无用状态因为绝在部分的乡村居民不识字。基于类似的原因,Niyazov下令关闭国家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除了小数几个大的图书馆及学生图书馆。

此次事件加上其它的政策使得土库曼斯坦从世界中孤立出来,也使得Oleg认识到她的选择在本国很有限。“我继续留在吉尔吉斯斯坦是因为在土库曼斯坦我很难找到一份工作(如果要跟我的的资历相关的话),”Oleg说道,她还说这种受限是因为她不会讲土库曼语。“石油及天然气公司在当时是蓬勃发展,也可能是当时最有可能的选择,但是我想找社会发展领域的工作。”

当问到她是否有打算回到土库曼斯坦时,Olga说她倾向于不去想这个问题,而是更多的关注在她以后的学习及6岁的儿子身上。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经历给到她自由的体验会使得她很难再去接受土库曼斯坦已蔓延开的压迫。

为了强调当地自己在土库曼环境的危险,Olga回忆当吉尔吉斯斯坦的革命在2005年展开时,她还是美国大学中亚分校的一名学生。她当时父母接到了安全部的一个电话。“他们(国安人员)想知道我是否有参与革命,”她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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