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olfitz · 六月 2007 · Global Voices 简体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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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第二次文革？

在伊朗，各区域的大学正经历一股安全部队的镇压潮。凡是六到八人的基进团体，学生联盟的成员，或是独立自主、敢于怀着异议思想或论述的教授们，不是在这几个星期里被逮捕拘禁，就是正听候纪律委员会的判决发落－－有些是被指控为对严格的伊斯兰服装戒律不敬。以世俗、改革思想净化学术殿堂，这样的行为被巴斯基民兵(Basiji，波斯语为“民众动员军”之意)及一些保守派称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何梅尼（Ruhollah Khomeini）这位什叶派精神领袖、伊斯兰共和国的奠基者便宣称，需要对全国各地的大学进行文化革命。在那之后的两年之内，多所大学被迫关闭，许多学生和教授也遭开除。以下是几位部落客分享他们对于最近这些事件的看法和忧虑：数名Amir Kabir大学学生遭囚禁在Amir Kabir大学，伊斯兰学生团体－－独立学生联盟举行的年度选举中，数名学生因在校园刊物上登载侮辱伊斯兰共和国的文章，而遭到逮捕。被居留的学生们说，他们杂志的标志被人窜改，藉此破坏他们的自由学生联盟。 Cityboy谈到Amir Kabir大学越来越常用暴力手段对待学生：当Arman Sadeghi和Ismail Salmanpour这两个伊斯兰学生基进团体的成员，试图进入位于德兰黑的Amir Kabir大学时，受到校园警卫的攻击。这里是上述事件的录影：这位部落客写到：几位该大学的学生，持续地绝食以抗议对那七名学生的逮捕，他们现在被拘禁在鼎鼎大名的Evin Prison监狱；也抗议藉由骚扰、禁止、驱逐和殴打参与行动的学生，来对他们学术行动施压。可曾记得第一次文化革命改革主义者、前任的国会众议员Ahmad Shirzad表示[Fa]，那些被二次文革煽动的人士，应该想想当年伊斯兰革命里，发动第一次文化革命的后果为何。Shirzad写到，许多伊朗的学生和学者遭到开除，并被要求遵守严格的纪律；但几年之后，当权者回过来看检视他们的决策，发现文化革命没有是发挥功效的。尊重或污辱？ Kadivar感到 [Fa]学术殿堂深陷危机，她谈到那些被拘捕的学生。总统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的一场演讲，力促对抗世俗派的教授，因此有些教授遭到开除。他也提及还有三名学生死因可疑，有些学生被送往纪律委员会，以及暴力攻击大学的安全部队。这位部落客说，政府将威权强加在民间体系，而这也是伊朗当局在外交政策上所作的事情。Kadivar表示，长期来讲，这种政策只会产生更多的问题和危机。她的结论是，若政府以尊重而非污辱的手段对待学生，将会是比较好的方法。别谈政治 Retorik说[Fa]，在他的Modares大学里，已经有好几位学者和教授被停职了。他难以置信地发现，他们竟然不能在大学的政治学课堂上讨论时政！ Sanjaghak则说[Fa]，她的学生们担心明天会不会就被抓去纪律委员会，“我们可怜兮兮地召开会议，以捍卫自己的权益，并期待被痛打一顿。” 我们需要文化革命而一位穆斯林部落客协会的成员，Mohammad Masih，则反对上述部落客的论点，他认为[Fa]第二次文革是必要的。这位部落客说，问题是从改革派总统当权、且文化革命停止时开始的。他抱怨道，那些在大学里抗议伊朗政府的人，没有为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安全赋税或做出任何贡献。作者：Hamid Tehrani 校对：abstract

台湾：移驻劳工的自我表述－－《Voyage 15840》摄影集

Voyage，旅程；15840，是台湾法定的最低工资，但大多数离乡背井的移工们，却常常是多方扣款下的“最高工资”。以这场15840的旅程为名，台湾国际劳工协会(TIWA)集结19位移工的摄影作品，出版了这本摄影集，让以往缺乏发声管道的移工们，透过镜头诠释自己所见的台湾社会。 6月3日的发表会上，除了各团体友情赞助的歌舞表演外，移工摄影师们也一个个上台发表感言。在家乡已有艺术基础的Grace说，她很高兴有机会向他人表达自己的感受；身为唯一男性的Gonzalez，先纳闷喜欢摄影的男性怎么那么少，接着充满骄傲的说：“摄影很棒！回家乡后我也会把这本书拿给我的家人和朋友看！” 影像出处：台湾国际劳工协会弱势者的自我表述在台湾，因为文化差异和语言隔阂，一般人对移工总是有很差的刻板印象：黑黑脏脏、吵杂、成群结队，甚至被认为是来抢台湾劳工饭碗。而在媒体中，移工通常都出现在社会新闻，不是很可怜就是很可恶。TIWA总干事、摄影工作坊的召集人吴静如批评：“过去高雄捷运泰劳抗暴、越佣阿梅砍伤雇主等事件发生时，除了事件本身，没有人去问移工：为什么发生这些事、他们在想什么？” 静如表示，“凝视驿乡”便是希望将诠释权还给移工，让这些为台湾各大重要建设付出劳力、甚至生命，却总是被主流媒体和社会大众忽视的劳动者们，透过摄影，正视自己的想法与感受，并让移工和台湾人民“互相看见”。在广播节目“Watch Media”中，主持人benla访问静如时说：“当移工被拍摄时，我们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但当他手拿相机，也许就是想告诉我们什么…” 在两次各为期半年的工作坊里，除了摄影之外，彼此对作品的讨论，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然而，在受压抑的工作及生活条件下，移工们已经习惯“不要说话”。工作坊苦力群之一的小江表示，在课程中，学员对基础的摄影技术很快就能上手，美学构图也是各凭本事；但最具挑战的，是如何让移工们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影像也好文字也罢，一次又一次我们问学员：你想要说的是什么？你希望如何表达？ … 几次课上下来我才慢慢悟到，长时间处于以达到他人要求为行为准则状态下的人，要舒坦在在的说出：“我看到”、“我觉得”或“我认为”、“我想要”竟不是理所当然。而透过自我凝视和互相讨论，摄影师们逐渐展显了勇气，静如说，不只面对自己的情绪需要勇气，面对被拍摄者，更需要勇气；一开始摄影师们总是远远地拍摄，到后来敢于跟被拍摄者讲话，短短时间内有了非常大的跃进。如Vangie便拍摄了卖冰淇淋的阿伯，原本害怕警察的Ellen也鼓起勇气去拍了警车。静如也强调，每一位移工皆具有不同的身份，她们不只是劳动者，也是母亲、妻子，更是支撑母国经济的英雄；她们的心灵，被沈重的社会挤压得单薄，但讨论和聆听的过程，重新带出了她们身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各个面向。冲击与感动以往甚少接触移工议题的akiyama说，她因“凝视驿乡”的宣传海报而被吸引，并分享她在实际参观摄影展之后，受到的冲击与反省：自己在乘车时，身旁若是坐了一位菲律宾、泰国，还是其他东南亚国家来的移工，是不是总是特别提高了警觉，或是感到莫名的不悦？若换成是一位欧美地区人士或是日本人的话，是不是就不会有前述的感觉？反而能够有着像平常搭车时一样的平稳心情，即使在你隔壁的那个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本性是个傲慢的混帐？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文化评论者郭力昕在摄影集的序文＜她们必须表述自己！＞中表示，许多移工来到台湾，工作及生活条件普遍不佳、甚至恶劣，但作品中却不曾见到她们埋怨，仅以平静的语调陈述心情和遭遇，甚至知足地面对。郭力昕说，“做为观者的我们，在这些简单的画面与事实里，只有感到更多的歉咎与心痛。” 而对于摄影者敏锐的社会观察，郭力昕感到十分惊艳：她们能在辛苦工作的同时，看到本地人的辛劳（如假日仍需工作的电工和槟榔西施），在〈星期天的扫把〉及〈一百元与菲律宾国旗〉中，使用了符号隐喻及讽刺，让我们这些受过训练的知识份子，感到汗颜： Ma. Belen Batabat一系列的台湾社会景观，从捷运站里的红衫军、BBrother的街头政治涂鸦、癌症患者的化疗室，到西门町穿着西服外套、和善而尊严地卖鞋带的老人，更是令人佩服的作品；其细腻准确的社会观察能力，和对人的敏锐触感，可以让许多在大学校园里生活贫血而致“缺乏题材”的摄影学生，感到汗颜。家里有位来自印尼的“妹妹”，身为记者的坏嘴巴对于移工有着十足的同理心，每次采访移工的新闻时，总会投入特别多的感情，“因为想到她们的心酸，我就会不禁眼眶泛红…”而坏嘴巴在采访了移工摄影师Ellen之后，让她觉得透过相机，让平凡的生活开始有了不同的风景，更滋生了在内的改变：另一位接受我采访的Ellen小姐，她说，因为拍照，她开始觉得眼睛看的异乡，有了不一样的意义，也有了不一样的感情；而最重要的是，拍照的感觉，让她觉得拥有了自由…“I have the freedom to express my feeling. I have the freedom to fight for my rights…” 从她们的照片，我们看见了她们眼中的凝视，也看到了她们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