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由记者兼摄影师Roberto Pizzato与Nicola Zolin提供。
学生起身抗争并占领大学建物的行动在欧洲风起云涌。在2015年3月25日这天,阿姆斯特丹的「新大学行动」(Nieuwe Universiteit)已占领Maagdenhuis大楼达一个月之久。被占领的Maagdenhuis是阿姆斯特丹大学的行政大楼,位于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Spui。
直到于4月11日遭镇暴警察驱逐前,一群学生占领了该栋大楼,规划了一系列的演讲、研讨会和发表会,并获得当地和国际知识分子的支持。学生的要求是直接民主、参与大学管理、停止财务削减并遏止大学逐步公司化。
在欧洲风起云涌的大学生抗争行动,证明了当代最大的危机之一:知识危机。当知识变得不容质疑、无可争辩时,人们将和他们生活的世界脱节、无意贡献社会。
教育是人类开向世界的一扇窗,应该要引发好奇心,人们在展望他们理想中的生活世界时,教育使他们有梦想、有创造力且受到启发。然而,当大学被迫反映目前的经济结构与高度官僚化的财务体制,就很难进行真诚的对话并面对批判性的冲突,也很难在人类历史当下的这个阶段,对挑战性的叙述和非主流看法进行智慧的探索。在这黯淡的环境背景下,因现实观点而觉醒,并受到清新理想所启发的学生群体,就以占领大学建筑物作为响应。
阿姆斯特丹大学宣布将进行改革,「新大学行动」的教授和学生则在2月13日占领了Bungehuis大楼作为响应。师生在和董事会的协商破局后,拒绝撤出大楼,而遭警察驱逐。当晚有一群学生硬闯 Maagdenhuis,占领阿姆斯特丹大学的主要行政大楼直至4月11日。
占领行动的要求是直接民主及自主管理。在一本题为<对比>的小册中,「新大学行动」的师生声明他们「终于摆脱了一种后现代犬儒主义」。换句话说,年轻一辈因内心深处的无力感而日益冷漠,而学生选择用这次的占领行动来响应了此一情况。「这个系统的逻辑思维是制造无能、也感觉自己无能、并同意自己无能的人们。」法国哲学家Jacques Rancière在此次占领行动中发表上述言论。
在占领Maagdenhuis的第一个月内,「新大学行动」主持了多场研讨会、播放剧情片和纪录片、举办音乐会。每天还有演讲,讲者包含教授和知识分子,像是美国社运人士David Graeber,David是「占领行动」的其中一位领袖。
在这几周期间,「解放」(liberation)一词常常取代「占领」(occupation)。在<麻烦精>这本小册中,一位行动成员承认他们对未来没有明确规划。他表示「反对绝不会是最后阶段」,有创造力的自由才能够撑到最后,「驱使我们落实仍然粗略、主观而分歧的理想」。
学生Michiel在占领Maagdenhuis行动开始后加入,他表示:「我们不只是占领这个地方。当新的占领行动在其他地方展开,我们开始有一家人的感觉」。
3月18日占领伦敦政经学院行政大楼的新闻鼓舞了阿姆斯特丹的学生。就如伦敦政经学院占领代表所言:「占领的力量在于创造骨牌效应:这只是开端」。
加拿大学生在几个礼拜以前,就开始在约克大学和多伦多大学示威,表达对资源分配不足不均、无法聘任教师和教学助理的失望。
在占领期间,阿姆斯特丹的学生认为一定会有人倾听其呼求。Joyce Pijnenburg曾就读阿姆斯特丹大学,她谴责学术界已经废了,因此不想待在学术界。她表示:「我们的要求之一,就是禁止把原本用于研究教学的经费拿去炒房地产。」
Michele Mugia是阿姆斯特丹大学哲学系学生兼社运人士,他回想道:「1969年,政府倾听学生的要求,透过立法改变了大学的管理方式。」在占领行动的该月,Mugia是活动和会议的主要策划人,他很骄傲地宣布「在此的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同时写下了历史和未来」。
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教授Bertie Kaal对「新大学行动」的奋斗予以支持,Kaaal回想当年:「1969年占领行动的成果在几十年后消亡殆尽,先求整体再看细节的体制已经慢慢变成由上而下的支配」。Kaal 表示,多数老师现在都很怕示威活动,深恐饭碗不保。「我很高兴见到学生因为教授畏首畏尾,而自行发起示威。」
「新大学行动」的学生团结一致,毫无所惧。Michiel表示:「其他运动和政党都受到我们的鼓舞,而『起身行动落实自己捍卫的价值』的信念也启发了他们。这也是我们在这里所见证的。」
校对:Mia Shih